知青往事:第一次探家
[2015-11-3 14: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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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往事:第一次探家

 

作者:王爱华

 

父亲、母亲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无论路程多么遥远,无论路途多么艰难,想到回家,总会使我们寝食难安,迫不及待。

1969年,我们同贫下中农一起度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刚刚走出校门的十几个知识青年,为了响应县知青办的号召,第一次在农村过春节,当时的情景可想而知,一定分外热闹。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而第一次回家的经历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特别期盼着这一天,因为县知青办已经同意,元宵节以后,知青可以轮流回城探亲。这是下乡后第一次回家,大家都十分兴奋,欢天喜地的做着各种准备。我们点的女知青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田间小道上迎着风雪跑了十几里路,每人买了一个直径大约三十公分的花生饼(当时只要一元钱),准备带回家,这是滕县的特产。当我把花生饼塞进上面绣有“为人民服务”的黄色书包时,却迟疑了许久。

1969年的15日上午,济宁市青年体育场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几千名知识青年将要乘坐解放牌大汽车奔赴农村“大有作为”去了。我和姐姐没有乘坐同一辆汽车,她去滕县城南,我去滕县城北;在人群里我们看不到送行的家人,因为母亲就要带着几个年幼的妹妹到鱼台农村劳动锻炼。父亲也没有来送我们,因为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虽然后来几经周折,我和姐姐、母亲取得了联系,相互知道了下乡的具体地址,可是从滕县龙阳公社小寨大队到鱼台老砦公社的路怎么走我却十分迷茫。那时我刚满十六岁,第一次走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心中有几分胆怯,但是我要回家、要回去看望父母和妹妹的急切心情促使我下定决心,坚决要求第一批探家。于是我同几名知青一同踏上了回家的路。

1969年的冬天异常寒冷,一场大雪过后,雪水结成了厚厚的冰,公路上、田野里一片白色茫茫,空中还在不断飘洒着残留的雪花。我只有一双布底棉鞋,因为担心会被雪水浸湿,只好穿了一双浅腰的球鞋,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着。我们是在天色蒙蒙亮时动身的,大家饿着肚子,想趁早能赶上去县城的长途汽车。从村里到公社驻地要走很长一段坎坷不平的小道,赶到公社时,大家早先预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天气、道路原因,通往城里的汽车已经停运。

二十五里路,走吧!大家说着、聊着、互相搀扶着,中午时分赶到了城里。虽然穿着单鞋,因为走得急,脚也没觉得冷,身上还有点冒汗。在一家小饭馆,我们每人喝了一碗清汤面,只花了五分钱,虽然一毛三分钱就能喝一碗带点肉馅的馄饨,但是大家都没有舍得多花八分钱。那时,农村的棒劳力干一天活也挣不了八分钱的工分。

尽管天气不好,但是到了下午两点多钟,汽车艰难的发动起来,小心翼翼的出发了。车厢内大都是回家探亲的知青,大家无拘无束的说着、笑着、闹着,十分嘈杂,谁也听不清谁在说啥。刺骨的寒风从车窗的缝隙钻进来,一路步行产生的热量逐渐消失。首先是两只脚像猫咬一样疼痛。我一边搓着两手,一边跺着双脚,近乎冻得麻木的大脑还在想着许多问题。到济宁会是几点?能不能赶上去鱼台县城的汽车?如果没有车了,今天晚上住哪?、、、听着其他知青无忧无虑地谈笑,想到自己面临的困境,看看窗外依旧乌云密布的天空,泪水盈满眼眶。

汽车在雪地里艰难地爬行着,偶尔会看到有汽车滑到路边沟里去了。司机十分谨慎,本来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到达汽车站已近晚上八点了。下了车,我赶忙跑到售票口,怀着一线希望,看能否买到去鱼台的汽车票。然而,售票处窗口紧紧关闭着。我计划到中学同学苏同华家去,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到她家去借住一宿,明天再去看望父亲,再来买票。

临时有了主意,脚步也加快了许多。虽然事先没有与苏同华联系,但是我同她家人都很熟悉,她家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老宅院里,放学后我们经常去她家玩耍。苏同华的父母是援藏干部,老奶奶还请了一个保姆在家里照看姐弟四个。虽然我们上学时苏同华只有十几岁,家里家外已起到顶梁柱的作用,认为她在家里很有地位,很多事情老奶奶都要征求她的意见,因此我很羡慕她。

当我推开她的家门时,慈祥的老奶奶正盘腿坐在床上逗着两个小点的孙子、孙女玩呢,虽然他们全家对我的到来感到有点意外,但当我说明来意时,老奶奶十分热情地操着浓重的日照口音问寒问暖,并要保姆大娘赶快为我热饭。这时我才想起今天一天只喝了一碗清汤面,真的饿坏了。当我一口气把锅里的咸汤、炉子上烤的大馒头都吃光喝光时,全身舒服多了。那晚我同苏同华挤在一个被窝里,睡得十分香甜。

因为惦记着要赶路,天不亮就起床了,不忍心再打扰熟睡的奶奶和一家人,我悄悄推开房门,快步向汽车站走去。天,仍然阴沉沉的,好像还有一场大雪要压下来。等到八点,售票口终于打开了,我顺利买到了去鱼台的汽车票。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正好有点时间去看望父亲,当时关走资派的“牛棚”就在汽车站附近的济宁医专院内。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虽然医专离我们住的公安大院只有几里路,可是父亲早就被限制人身自由了,不许随便与家人联系。

不知父亲近来身体可好?是不是又瘦了?我一直以父亲为骄傲,父亲是那么高大英俊,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好像一眼就能把坏人的诡计看穿。父亲长期从事政法、纪检领导工作,爱憎分明、一身正气的品格在市直机关干部、群众中有口皆碑。文革以来,父亲屡遭造反派的批斗,每次父亲回来,身上总有受伤的痕迹,衣服常常被扯破,白花花的棉絮都裸露在外面。看着父亲被折磨的样子,我们都感到心痛和难受。下乡之前,父亲仍被隔离审查,听说母亲和我们都要到农村去,父亲很不放心,申请回家看看,被看管人员拒绝了。

就要见到父亲了,我有一肚子话要对父亲说。我要告诉父亲,我们在农村生活得很好,很快就同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我们知青的地窖里存储了许多土豆、白菜,吃饭没有问题,我还学会了烙饼、摊煎饼……让父亲不要牵挂。

当我来到大门口时,被两个门卫拦住,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不管我苦苦哀求还是又哭又闹都无济于事。正当我准备返回时,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阿姨,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我赶忙擦了擦眼泪,喊道:“阿姨,快带我去看看爸爸!”没有想到过去挺温柔和善的阿姨却十分严厉地对我说:“你爸爸被隔离审查,不能见家人!”说完便扬长而去。

我失望地回到候车室,大厅里稀稀疏疏有了些旅客。我心情烦闷的坐在冰凉的铁椅上,准备同父亲说的话和着眼泪一起咽到肚子里。

终于听到播音员的声音:“去鱼台的开始检票了。”我赶紧背好书包,向检票口走去。怎么没有客车啊?我感到奇怪,车场上只有几辆解放牌大货车,车上搭着黄色的帆布篷,被风吹得呱嗒呱嗒地响着。难道今天就乘坐这种车?还没有上车,我已感到全身发冷。一个中年司机指着一辆车喊道:“去鱼台的上车了。”我第一个冲上去,顺着一个梯子爬上了车。车厢内放了一些稻草,我拨弄了一些,尽量铺得厚一些,靠着车厢最前边坐下来。我使劲蜷着两腿,把脸埋进大衣里,又尽量用大衣裹住冻肿的两脚。虽然旅客不多,道路又不好走,但是大货车还是准时出发了。

北风呼呼刮着,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车顶上的篷布实在难以遮风避寒,旅客们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蜷缩在车厢内,谁也不说一句话。没能见到父亲,我还在伤心难过,本来已止住的眼泪这会子又要掉下来。

不能哭!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默默地搜寻着一些能够驱逐寒冷和烦恼的往事:一会是在乡下去深水井打水时提心吊胆的样子,起初我真的不敢向水井底处望去;一会是双手抱着玉米面团在鏊子上烙煎饼,狼狈不堪的样子,时间不长,我烙出的煎饼已经厚薄均匀,完整无损;一会是我们几个女知青躺在能够看到天上星星的草房里畅谈说笑的情景。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时一些同学的恶作剧也出现在我的眼前,有的同学抓了些蚯蚓放在了胆子很小的外语老师抽屉里,老师吓得脸都变色了……

“别睡了,小心感冒!”突然,旁边一个人猛地碰了我一下,我睁开眼睛看到左边坐了一个中年男人。他试图要同我说话,但是从小就生长在公安机关宿舍院的我有足够的警惕性,决不能同陌生人随便讲话。“去哪里?”“就去鱼台。”我简单的应付了一句。“我从临沂转车来的,我也去鱼台”,这人做自我介绍,显然有点多余,大家都是去鱼台的,否则谁会乘坐这辆车呢!我又抬起头瞥了一眼,从长相上看不出这人是好人、坏人,反正我是不会搭理他的。

汽车在雪地里慢慢移动着,在车辆不停的颠簸中那个男人不时会碰到我的胳膊,我怀疑他是故意所为,非常厌恶的瞪了他几眼,又使劲向右边侧了侧身子。右边坐着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妇女,听她同旁边的男人讲,好像要去鱼台解放军农场探亲。噢,是位军嫂,我又往她身边靠了靠。只盼着汽车赶快到站。谢天谢地,汽车终于安全的驶进鱼台车站。我急忙从汽车上跳下来,快步跑到传达室,询问去老砦的路怎么走。一位非常和气的大爷,到大门外指着一条路告诉我,就顺着这条大道往前走,要走二十多里路。

天哪,又是二十多里路!赶快走吧!家就在前方,母亲就在家里,要在天黑前赶到家。我背着小书包,踏着冰雪快步往前赶着。走了没多久,觉得有点累,便放慢了脚步。往前看,整个世界都被冰雪覆盖着,大道上几乎没有行人,无意中往后一看,啊!车上挨着我坐着的那个中年男人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他提着旅行包也朝这边走着。我赶忙加快了脚步,拼命往前走。再往回看,那男人还在我身后,他在跟踪我,这人要干啥?小时候,我们公安局宿舍院的孩子们最常玩的游戏就是抓特务,也经常听家长们讲如何防范坏人。

“对,首先要甩掉他!不能往后看,继续快走”我边走边想。可是走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就感觉到,当我走快时,那人走的也快,我放慢了速度,他也慢下来,始终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时的我,紧张、恐惧、不知所措,真想对着空旷的田野大声喊:“妈妈,快来接我吧!”脚下已不觉打滑,身上也不觉寒冷,只觉得两条腿越来越沉重,几乎迈不动步子了。

突然,南边通往大路的小道上竟然出现了几量地排车,是往大路上来的,有救了!我放慢脚步,等着这几辆地排车。看车子还没有上来,我索性不走了,蹲在地上搓起了雪。这时,那个男人已经走到我面前,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继续朝前走去。等到那几辆车上来,我急忙上前问道:“你们去哪?”“前边,老砦。”啊!太好了,是同伴。我紧跟在他们后面,车上拉的是稻草捆绑的扫帚和一些杂物,可能不太重,他们走的很轻松,有说有笑,还在谈论着过年的事情。我只顾低着头,脚踩着车轱辘压出的轨迹,听着他们津津有味的谈笑,猛然抬头向前看去,那个人已不见了踪影。我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从哪条小道上消失的,一刻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下来。一个素不相识、莫名其妙的人真把我吓坏了。渐渐地,天色暗下来,我的家终于到了,“母亲,我回来了!”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反复揣测着,也许那个人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坏人,也许他的家本来就同我是一个方向,也许他看我是一个女孩子独自出门在外出于好心想给我点帮助,也许……是青春期的我自己过于敏感,把自己吓得失魂落魄。许多年过去了,想起此事仍然心有余悸,无法淡忘、、、、

返回知青点不久,母亲在来信中告诉我,长我一岁的姐姐,独自骑着自行车,从滕县张旺公社小于大队通过微山湖二级坝,行程一百多里路回家了。(2014年春节写于青岛)

  

说明:本文作者是1968年到滕县龙阳公社小寨大队下乡的济宁知青。先后供职于兖州山拖、济宁轴承厂、济宁市司法局等单位。退休后定居青岛。